经济时代（economy era）是一种经济形态（economic formation）发展到成熟阶段后以这种经济形态为主导形成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狩猎与采集经济（以下简称“狩采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目前正处于信息经济时代的中期以及生物经济（形态）的成长阶段，预计将于21世纪20年代末期进入生物经济的成熟阶段亦即真正的生物经济时代[1-2]。不同经济时代均有其经济社会及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该规律进一步发展到理论层面，具有相对稳定的和普遍的指导意义，则可能演变成“法则”，如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报酬递减律、信息经济时代的摩尔法则。比较自农业经济时代以来的不同经济时代（或经济形态）的法则，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各经济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揭示并预测生物经济法则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1. 其他经济时代的代表法则
1.1 农业经济时代的代表法则
人类社会目前虽已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但农业经济仍然广泛存在。农业经济时代的法则相对成熟。根据前人研究成果，下文将列举具有代表性的法则，以便比较分析。
（1）土地报酬递减律。土地报酬递减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是关于土地利用投入与所得报酬相互关系的理论，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对一定面积的土地连续追加劳动或资本投入，在土地上获得的报酬会随之增加，其增加的收获量与劳动或资本的追加量并不保持同一比例而呈递增趋势，当劳动或资本的数量超过一定界限以后，进一步追加劳动或资本，其收获量增加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亦即当投入增大到一定量时，产出与投入比将不再随投入增加而增加，相反趋于减少。当科技及其物化工具有突破性进展时，才能出现新的报酬递增现象，一定程度后又呈报酬递减现象。该定律又称土地收益递减律或边际收益递减律。
（2）自然生长定律。自然生长定律（Natural Growth Law）是指某一动植物种群的生长量首先随着储量的增加而增加，到达一定点之后，便随着储量的增加而减少（倒“U”型曲线）。该定律与农业生产和可再生资源有着密切关系，揭示了动植物种群的生长量和储量之间的关系。当把生长量和储量的关系转换为储量和时间的关系（表现在数学形式上，后一关系的曲线由前一关系的曲线积分而来）来进行描述时，后一关系的曲线则成为随时间而变化的“S”型曲线，即著名的逻辑斯蒂曲线。
1.2 工业经济时代的代表法则
（1）恩格尔法则。19世纪，德国社会统计学家厄思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发现，低收入家庭对食物的支出大于对其他的支出，高收入家庭对食物的支出相对小于对其他的支出。他用恩格尔系数来判定消费结构的层次，这便是食物需求的恩格尔法则（Engel’s Law）。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指消费结构中食物消费所占的百分比。一般而言，恩格尔系数位于50%以上属于温饱型或贫困饥饿型；40%—49%属于小康型；40%以下属于富裕型。恩格尔法则诞生于工业经济时代，但并不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专有法则，它对于农业经济特别是之后的信息经济同样具有普遍意义。
（2）规模效益递增规律。在工业经济时代，动力机器应用、生产规模扩大，为产品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单位产品成本大幅下降、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提供了技术条件。企业生产的成本一般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下降，经济效益随之增加，这就是规模效益递增规律，又称规模报酬递增规律。规模报酬递增处于工业生产中的主要时期，该时期随着产量的增加，平均成本会因为管理、运输等成本下降而最终增加报酬；但当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规模不经济的因素开始上升。
1.3 信息经济时代的代表法则
（1）摩尔法则。1965年，摩尔（Gordon Moore）在《电子》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微处理器芯片的晶体管数量以及它潜在的计算能力将每年翻一番，后来他将每一年修正为每18—24个月。这不经意之作成为了一个神奇的预言，该预言在几十年的计算机以及电子产品的发展周期中都得到了精确验证，这就是摩尔法则（Moore’s Law），又称摩尔定律[6]。然而，物理学法则预示着这种双倍增长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因为如此不断翻番地发展下去，晶体管和电阻体型规格将越变越小，以至半导体芯片将接近分子大小。
（2）梅特卡夫定律。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认为，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长，即网络价值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7]。随着网络的发展，每个用户网络费用可能保持不变，甚至减小，但与之相关的网络价值将成指数增长。该法则与“信息报酬递增”法则类似，后者是指信息用户越多，普及程度越高的产品的价值也就越高。
（3）赢者通吃法则。赢者通吃（The Winner Take All）是指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该法则在信息经济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如视窗操作系统、TCP／IP协议等推广应用，其核心就在于“正反馈”。
2.生物经济法则
之所以称“生物经济法则”而非“生物经济时代的法则”，是因为生物经济时代尚未到来，并且这些“法则”尚未成熟，因而这里讨论的是指“生物经济”（形态）的法则。生物经济法则既不同于一般生物法则（如自然进化），也不同于纯经济法则（如价格供求均衡法则）。在生物经济的孕育和成长阶段，生物经济即开始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经济形态的特点，呈现出一般规律或法则的雏形，可将其初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2.1 生物科技融合
科技发展促进了技术及其产品的融合，其趋势与特征在生物科技产业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及其内部领域之间相互融合，以及由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发展而导致的物种界线被打破、由科技发展而引发的产业边界淡化等，都在促进生物科技产品、产业走向融合，乃至发展到生物、信息和物质的大融合。如把生命体视为信息系统、生物信息学、DNA计算机，都是这种“大融合”的典型。
由于信息技术、医疗、制药和生物技术的相互渗透，医疗设备、计算机软件和药物之间的区别正日益缩小；电子产品的微型化、远程遥控和网络技术使得以上行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从技术角度来说，要想在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之间划清界限将非常困难。再如，能源植物的开发利用，导致农业与能源工业的融合；转基因疫苗西红柿和转基因动物的“细胞工厂”的开发，促进了农业与医药工业的融合。
2.2 超越自然进程
以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为动植物育种和微生物代谢带来了根本性变革，大大加快了育种技术与代谢工程的进程，也加快了生物科技知识与产品的创新速度。例如，传统农业需要长期利用自然变异选优或杂交才能培育的新品种，现在通过分子育种或基因工程育种在一年甚至几个月之内就有可能完成。
2.3 生物过程法则
制造业对石油、煤炭等一次性资源的过分依赖，使经济社会面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威胁。与跨国化学企业从化学制造转型到生物炼制（biorefinery）相对应，生物过程（bio-based processes）将逐步替代化学过程，成为未来制造业的主流方向。所谓生物过程法则，是指在经济社会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发展理念指导下，化工、材料、生物能源等将逐步向以生物质（biomass）为原料、通过生物科技开发和生物炼制而取得产品的绿色生产方式转化。
2.4 生物科技产业不对称
该法则由理查德•奥利弗作为“生物物质的经济法则”提出，用以概括生物物质产业在结构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或特征。这些现象或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8]13-26：（1）为数众多的规模相对较小的专注于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出现。（2）转型与结盟，即从相关产业如化学、制药转型到生物科技公司，并展开策略联盟，如孟山都、杜邦、诺华、道氏化学等化工、制药大企业与生物研发小公司结盟。（3）众多生物科技公司研发强度（研究费用/收入）极高，并形成研发热潮。生物科技公司研发强度一般达到15%以上，高于信息科技公司的5%-15%和工业企业的5%[8]164；若按员工人均研发投入，生物科技公司达到6.9万美元，而信息科技公司和工业企业一般只有0.8万美元。（4）小规模、成长迅速且潜力巨大的市场在卫生保健、化学、农业以及环保等产业形成联动效应，从更广的范围影响制造业。
2.5 全球化与研究尺度反比法则
这一法则是指生物科技研发越来越深入到细胞、分子、原子与次原子粒子等纳米世界，而其影响范围越来越全球化[8]13-47。生物科技研发风险性高，结果难以预料，但一旦成功，商业利益巨大，并且由其研发所带来的利益也常常超出本产业之外，可为多种产业所应用，即具有较大的产业“溢出”效应。以全球化与生物制药的创新为例，当今世界上没有一家制药公司能够独立研发出一个创新药物，通常需要多方合作，才能实现资金市场渠道与提供创新研发产品“双赢”，达到预期目标，因此有人认为，“医药研发的世界是平的”[9]。
上述法则的归类是相对的，一方面，某一法则虽然在某个经济时代（或经济形态）发挥主要作用，但同样适用于其他相邻的经济时代；另一方面，作为概括特定经济社会发展所遵循的一般规律，各经济形态的法则都有其适用的条件与范围。一般而言，某一经济形态的法则同时受到该时代其他因素的制约，如作为信息经济法则之一的摩尔法则，一方面作用于信息经济社会，另一方面又受到该时代物理法则的限制；工业经济的化合物合成规律，一方面作用于工业经济社会，另一方面又受到基本元素的限制。
3.结论与启示
3.1 生物经济法则具有协调性、整体性及包容性
农业经济时代的法则重点针对土地、食物；工业经济时代的法则重点针对资本、商品；信息经济时代的法则重点针对信息和相关知识；而生物经济法则重点针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有关可持续的知识（如欧洲称“生物经济”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生物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bio-economy，KBBE)，特别强调生物经济要以可持续的知识为基础）。综合比较不同经济时代（或经济形态）的法则，可以发现其演进趋势：（1）越来越趋向于对无形资产和高科技知识的追求和依赖。随着经济时代的演进，经济法则沿着“资源—资本—技术—知识”的方向演化，即由之前以资源和技术为导向、以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转向以信息和知识为导向、以追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主。（2）产品体积越来越小，重量趋向微型化，强调局部与整体之间的系统联系。（3）越来越趋向成为开放的系统，即从农业经济的相对封闭的以个体为特征的局部效益，发展到工业经济以集体为特征的规模效益，再到信息经济乃至生物经济的资源全球化共享。
3.2 生物经济是农业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生物经济和农业经济都具有利用生物生活机能、实现生物的物质与能量转化、产品对象与产业的生物过程相似等共性特征，但农业经济主要针对的是动植物的外在形态，而生物经济已深入到内部机理以及改造主体——“自然人”的层次。因而，从农业过程与生物过程的本质上看，生物经济是农业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这种回归在农业形态上的表现就是，由当代的“常规农业系统”经第三次拓展成为生物经济时代的“新型农业体系”（新型农业体系是指农业发展到生物经济时代，将由“大农业、农业前部门、农业后部门”所构成的“常规农业系统”，拓展到包含常规农业系统，并包括食品、营养、健康医疗、资源环境和生态等生物相关子系统在内的新的农业体系。具体可参见拙文《新型农业体系：基于生物经济的农业发展范式》，载《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年第1期，第81-84页）。它们均体现出一系列与自然相协调的“人本化”特征，区别在于：农业经济是被动协调，而生物经济更多的是主动协调——与“改造主体”对应。由此可以预言，“自然人”已开始具备农业生产对象与产品的特征，如人的基因及带有人基因的其他生物组织、器官，乃至完整的克隆人，都可能随着生物伦理的进化而发展成为“新型农业”的生产对象与产品。
3.3 “人本化”理念将成为生物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
人类发展科技和经济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并解放人类自身。在生物经济的成长阶段，越来越多的产品与人的健康、生活质量乃至生活价值直接相关，如运用营养基因组学开发个性化新型功能食品，利用基因工程开发定制（tailor made）个性化药物，开发农业的多元功能进行环境美化与健康疗养等。到了生物经济时代，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营养品质、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技术将从根本上得以突破并得到普遍应用；健康医疗管理将从目前的治疗模式（sick-care model）发展到预防模式（preventive model），人类生产生活从“改造客体”到“改造主体”模式的转变也将成为现实。届时，一个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中心的“人本化”发展理念预计将会形成，它由当今时代“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升华形成。此“人本化”既不同于哲学上与“神道”相对应的“人道”，也不同于与“以自然为本”相对应的“人本主义”，它源自“以人为本”并超出之，即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人类生活质量，可以形象地称为“以人为本＋生活质量”[10]。
3.4 经济时代的主流技术对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变革
农业经济时代的主流技术即传统农业种养技术，工业经济时代的主流技术即物理化学制造技术，信息经济时代的主流技术即计算机网络技术等，都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生产和人类生活方式。现代生物技术正在也将深刻地变革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特别是农业及能源、化工、材料、制药等产业的生产方式。这一变革重点揭示的本质将是人类生活质量，包括食品安全、营养、健康与医疗、资源循环利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例如当今能源生产方式由化学过程向生物过程的转变、低碳生产与消费方式的倡导、欧美城市中“乐活族”（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LOHAS）生活方式的流行等，均是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健康医疗等时代主流技术正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侧面的体现。
参考文献
［1］S. Davis ＆ C. Meyer, “What Will Replace the Tech Economy,” Time, Vol.155, No.21(2000), pp.76-77.
［2］邓心安：《生物经济时代农业拓展的内在动力分析》，《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7年第3期，第8-12页。［Deng Xin’an，“An Analysis of the Endo-driver of Agricultural Expansion in the Bioeconomy Era，” 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No.3(2007)，pp.8-12.］
……
［6］M. Kaku, “What Will Replace Silicon,”Time, Vol.155, No.25(2000), pp.98-99.
［7］J. Pinto,“The 3 Laws of Technology”,
［8］[美]理查德·奥利弗：《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曹国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R. W. Oliver，The Coming Biotech Age, trans. by
［9］李行、竟永华：《医药研发的世界是平的》，《医药经济报》
［10］邓心安、侯艳萍：《生物经济特点与时代特征》，《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5年第1期，第5-9页。［Deng Xin’an & Hou Yanping，“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oeconomy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Bioeconomy Era，”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No.1(2005)，pp.5-9.］
转摘自：邓心安,张应禄.经济时代的演进及生物经济法则初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0(2):14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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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心安，生物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农业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第六届)。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曾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计划局规划处处长，起草一系列研究报告和科技管理文件。发表有关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生物经济等论文百余篇，部分被《新华文摘》、SCI、SSCI等转载、收录或引用。首次系统研究并提出基于生物经济的农业易相发展理论与新型农业体系（NAS）。
张应禄，中国农业科学院调研处处长、副研究员。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微生物药学专业。曾参加全国农业科技管理工作、《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方案》调研工作。现在中国农科院院办从事政策调研和农业经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