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经济”到“生物经济”：变与不变
封颖 武夷山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复兴路15号，100038
From Information Economy to Bioeconomy:What Has Changed and What Hasn’t
Feng Ying (Assistant Researcher) Wuyishan (Research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cien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15 Fu Xing Road, Beijing 100038, China
在学术界，生物经济（Bioeconomy）的概念最早于2000年5月由美国管理咨询专家斯坦•戴维斯（Stan Davis）和克里斯托弗•迈耶（Christopher Meyer）提出:我们现在正处在信息经济时代的中期，从开始到完成它大约将持续75年到80年，到2020年代结束，接着，人们将迎来下一个经济时代：生物经济时代（the Bioec era）。不久的将来，生物经济将10倍于信息经济。互联网技术廉价普遍应用标志着信息经济将逐步由成熟步入衰退阶段，人类社会将被逐步成熟的生物经济时代所取代。[1] 从2001年开始，我国学者邓心安、张田勘、封展旗、马述忠、陈章良、陈竺、王宏广等分别就此概念撰文论述，“生物经济”渐成一个新兴理论研究对象和学术研究热点。众说纷纭，话题的核心其实都围绕着一个：？当前我们是否面临“生物经济”取代“信息经济”的发展演替吗？这将给我们带来了何种“战略机遇”？从“信息经济”到 “生物经济”――变，抑或不变？ 什么变了，什么又没有变？
变之一：信息经济步入成熟，生物经济勃然兴起
经济发展具有动态演替性，它包括经济发展主导产业（指经济部类或产业）的演替或者是经济发展主导要素（指构成性的动力要素）的演替。我们说生物经济将取代信息经济属于前一层面。目前，信息业的研发活动已高度集中在应用产品的开发；信息业的关键技术和核心专利已基本开发和申请完毕；信息业的事实标准和竞争规则已为发达国家所先行掌握；各类信息产品较为普及并逐步廉价。有鉴于这几点，人们认为目前信息经济处于成熟期，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和战略意义已基本释放完毕，其“领头羊”地位将很快被某种新兴经济部类所取代。人们看到了“生物经济”的战略性和发展势头，预言生物经济将取代信息经济成为下一个最具成长性和潜力的经济部类。美国著名未来学家保罗预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代表科学将由信息科学转为生物科学。” [2]
变之二：生物经济的战略性
生物经济的战略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联度大，产业链长，对其他产业的发展有较强的带动和诱导作用。生物经济部类是多学科、多领域的，能广泛应用于农业、医药、能源、材料、环保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二是稳定性强，能持续稳定地增长。生物技术与产业具有资源依赖型强、技术通用性强的特点：资源依赖型强，将为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我国）提供一次难得的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技术通用性强，是指生物技术不像信息技术那样靠掌握某一种软件或产品就造成市场高度垄断，而是容易实现在不同应用领域的技术转移。三是凝聚的科技含量高，经济利益高。生物科技研究目标是从根本上了解物质，外溢效应非常广泛，其市场实现可以发生在任何运用物质的产业，也就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几乎所有企业。
变之三：生物经济的载体生物技术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评价一项“高技术”的发展态势，一般表现在以下两点：一为R&D投入，二为专利数量。目前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对生物研究的研究发展（R&D）投入已大大超过对信息技术的投入。专利权是衡量新科技发展的一个粗略的（也是最容易被了解的）代表。信息技术的专利数量缓慢下降，而生物技术的专利数量与日俱增。[3]
不变之一：先进理念引导实践：高技术引领未来，占据新经济要素制高点
笔者认为，不变的是美国政府和学者一直都非常重视先进理念对实践的引导。他们一直试图从美国在产业和研发方面的特点和优势寻找新的经济理念和模式，选择某一个或几个高技术领域进行突破，以占据新经济要素制高点。
1961年斯蒂格勒（G.Stigler）提出“信息经济”（Information Economy），1962年麦克卢普（F.Marchlap）提出“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1980年代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大趋势》中描述了信息经济模式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1993年克林顿将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信息经济”风行全球。美国漂亮地打赢了信息经济这一仗，至今稳居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可见，“信息经济”的理念席卷全球的过程，就是一个将自身科技优势组合为经济－社会模式并通过全球化的机制予以推广的过程。先进的理念作为变革的先声，引导了这场具有巨大经济社会实践意义的信息科技革命。
步入21世纪，科技发展的新理念明显在酝酿和涌动之中。“生物经济”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呼声。另外还有人认为潜力最大的应是几个高技术领域的综合，如NBSI理念（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
不变之二：现代科技的本质是产业科技和国家科技
“二战”后现代科技的本质不再是科学家个人的科技，而变为产业科技和国家科技。如何发展科学的问题，已绝不是科技界的“此本朕家事”。科技进展在本质上与一国的经济战略、产业政策、社会发展相联动，这种联动，不再是维也纳学派唯科学主义所关心的“科学命题及其意义”的内在关联，而是一种由生产力决定的劳动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笔者认为，这是不变之二。
所以，经济－社会的需要打破了分科 ，学科的综合化、交叉化成了常事，也成了趋势――农业、制药、食品、化工、基因等领域等一应被整合在“生物经济”之中，这是为了迎接新的生产力，是为了生产更人性化的产品，是为了给人们创造更舒适的生活方式。
所以，科技界的核心使命不再是如何沉思、如何做实验、如何被好奇心驱使捕捉灵感等，而变成了如何使现有资源中寻找创新点和经济增长点、如何组织社会力量、如何配置资源等。
所以，科技的价值更多地或者更普遍地注重科学的实用性，注重其经济价值和市场实现，哪怕是基础科学研究也要对应着长远效益；而不再是纯然地挑战智力极限抑或寻求终极真理。
又所以，科技界的布局（即生产组织形式、资源配置方式、力量调配方式）将更少地按“数理化天地生”，而更多地按国家和产业的大计划、大项目（如像美国“原子弹计划”那样的大工程）来形成和配置。这不是“行政帝国主义”，而是现代“大科学”发展的主体必然不仅是科技界而是国家和政府，这也是科技政策做为一门学科在“二战”后才诞生和蓬勃兴起的根本原因。这不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或“一切向钱看”，而是时代的嬗变向我们提出的必然要求，用库恩的话说就是科学研究范式转变带来的行为转变。
参考文献
[1]Stan Davis and Christopher Meyer.What will replace the Tech Economy[J].Time, 2000,155(21):76-77.
[2]陈建辉.生物经济将十倍于信息经济.经济日报.2004年7月19日.第9版
[3][美]理查德•奥利弗.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M].p.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载于《科技导报》，2007年第18期）